今年，是中國航天事業(yè)的收獲之年。中國行星探測工程被命名為“天問(Tianwen)系列”，隨著“天問一號”順利降落在火星，中國也在探索行星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一步。
很多人知道，“天問”之名源自屈原的詩作《天問》。但關于這首詩的內(nèi)容寓意，以及其背后鮮有人知的歷史典故，卻少有人明了。其實，“天問”的故事遠不止一首詩那么簡單，屈原《天問》從誕生之初，就引發(fā)世人對探索未知的興趣。“天問”所代表的，是中國人追尋宇宙奧妙的千年之嘆，是數(shù)千年來探索無窮遠方的不懈努力。
百余問題 重解歷史
《天問》最初是戰(zhàn)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創(chuàng)作的一首長詩。全詩近兩千字，每四字為一句，幾乎每句都在對歷史與自然的奧妙發(fā)出疑問或嘆息，提出了百余個問題，故而稱之為“天問”。
那么，《天問》究竟說了些什么？屈原又為何要提出如此多的問題？學者林庚認為《天問》呈現(xiàn)了上古歷史，不只是夏商周的掌故，更是由此出發(fā)，對中華上古文明與傳說的書寫�！短靻枴返拇_提供了很多生動的史料，但它不只是書寫歷史，還有對歷史興亡的慨嘆，對宇宙規(guī)律的思考。
《天問》開頭就寫“遂古之初，誰傳道之？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？”這是一個帶有終極思考意味的提問。如今人們熟知盤古開天辟地的神話，但這一神話最早在三國時期形成，屈原生活的年代，并沒有盤古的神話形象，因此，他對世界誕生的想象，顯然與后世很不一樣。不過，在《天問》中，屈原也認為天地初開時混沌一片，只是沒有某個具體的神祇來創(chuàng)世。
接下來就是夏商周的歷史，而且屈原提出了不少質疑，有些帶有“再解讀”歷史的意味。比如，對于大禹治水之前鯀的形象，屈原表示“鯀何所營？禹何所成？”，基于對鯀與大禹在治理洪水上成敗形象的對比，作出了必要的質疑與思考。在過去，人們總容易把成功者的成功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，卻對失敗者的失敗不屑一顧，但屈原的想法不這么簡單，他要追問其背后的原因，這才是一個求索者該有的精神。
屈原在《天問》中呈現(xiàn)的部分內(nèi)容，具有相當可貴的史料價值。講到夏朝歷史時，《天問》提到了少康復國、夏桀亡國的故事。甚至在講到夏朝末代君主桀是如何荒唐時，還不忘追問一句“妹嬉何肆”，看來，早在屈原那個年代，妹嬉(另有一說名為妹喜)就被視為禍國的女色，跟商紂王的妲己一樣，背上了千古罵名。至于歷史的真相到底如何，恐怕后世已經(jīng)難以確知。
再往后，就是距離屈原相對近一些的歷史了。比如西周時期的昭王南征、穆王西行，還有東周時期吳楚之戰(zhàn)。這其中有些歷史因為時隔久遠與史料缺乏，給后人留下了足夠的懸念，也吸引著屈原這樣的文人賢臣的思索與追問。
上下求索 敘事宏大
屈原在《天問》中流露出很強的探索未知的精神。雖然人人都有好奇心，但真正愿意去思考嚴肅命題的人并不多，屈原就是這樣能深入思考的人。盡管他的切入點不是研究思維，卻具備了一個研究者應有的質疑與反思精神。
《天問》中的探索精神，不僅有追問宇宙與歷史奧妙的強烈念頭，也有很強的想象力，或者稱之為宏大的思維方式，而后者并未得到我們足夠的重視。置身于某個時代的文人，若能將自己放在歷史的坐標中，不只是從眼前與身邊的“可見之物”理解世界，更能讓自己融入古今乃至未來的時間線索，這絕不是一件尋常的事。
類似的思維在后世的司馬遷身上也存在，是他在《史記》中敘述了一個自黃帝為起點的中華歷史的宏大結構，從夏商周到秦漢，這是一個被納入共同體的完整脈絡。屈原身處楚文化的腹地，雖然遠離當時的中原地帶，但他并沒有文化上的邊緣觀念，反而對中華歷史的主流敘事線索，有相當清晰的認知。后世往往贊譽屈原很有家國情懷，這并非只因為他對楚國的忠誠與熱愛，更在于他在當時具有難得的中華歷史整體敘事的觀念，這讓屈原沒有成為某種區(qū)域文化的捍衛(wèi)者，而具備更強的“歷史宏大敘事”的主動性。
這種整體的歷史敘事意識，讓屈原的歷史觀不局限在楚地，而是從更開闊的歷史空間來看待往事。比如昭王南征的故事，即便在古代來看也頗為詭異�！妒酚洝ぶ鼙炯o》對這段歷史的記載并不詳細：“康王卒，子昭王瑕立。昭王之時，王道微缺。昭王南巡狩不返，卒於江上。其卒不赴告，諱之也�！薄秴问洗呵铩返挠涊d更詳細一點，甚至還指名道姓：“周昭王親將征荊，辛馀靡長且多力，為王右。”這里的辛馀靡，也有記載為辛游靡，是個力氣很大的人，也是紂王南征落水事件的目擊者。
根據(jù)相關史料，當時的情況大致是這樣的：周昭王南征荊楚一帶，乘船在江面上的時候，因膠船破裂而落水，辛馀靡雖然會游泳，但等他在水中把人撈起來的時候，昭王已經(jīng)沒有呼吸了。甚至還有民間傳說，認為是荊楚一帶的民眾為了抵抗周人的南征，故意獻上用膠黏合的船，等昭王一行乘船來到漢江的時候，膠遇水溶解，便發(fā)生了上面“昭王南征不歸”的事情。
《天問》中，屈原問道：“昭后成游，南土爰底。厥利惟何，逢彼白雉？”這里的“白雉”通常被認為是白色的野雞，屈原這里是一個反問的意味：昭王南征能有什么好處，難道是為了遇到白色的野雞？
顯然，屈原也不認為楚人要為昭王之死承擔責任，這種對歷史的質疑與對真相的追問思維，在《天問》中并不少見。更重要的是，屈原不從楚地的視角看歷史，而是具備一個更加宏觀的歷史意識。楚人曾經(jīng)長期被中原“正統(tǒng)”視為異類，后來楚國的君主也常有僭越舉動，但在周代早期，還不會直接挑戰(zhàn)周王的權威。屈原對昭王南征雖有批評的態(tài)度，但其歷史觀卻與“正統(tǒng)”敘事契合，承認昭王統(tǒng)治的合法性，盡管在當時，楚地并沒有被完全納入周王的實際掌控范圍。按照周而非楚地的歷史敘事來看待昭王故事的觀念，與后世《史記》之類的歷史文獻并無二致，這正是屈原更加宏大的歷史觀的體現(xiàn)。
與之相關的就是更加開闊的史地視野，即便是那些遠離傳統(tǒng)中原地帶的歷史和地理風俗，也在屈原關切的范圍內(nèi)。比如穆王西行的故事，它在古代就被賦予了一定的神話傳說色彩，屈原在《天問》中也提到了它：“穆王巧梅，夫何為周流？環(huán)理天下，夫何索求？”屈原很有浪漫精神與想象力，卻也要質疑穆王去探索遙遠地方的目的：周穆王為什么要環(huán)游四方？他有什么想完成的心愿？周代有古籍《穆天子傳》，比較詳細地記載了周穆王的行蹤與見聞，但其有些內(nèi)容介于歷史與神話之間，很多人名地名難以考證，這也增加了穆王故事的神秘感。起碼屈原在他那個年代，就已經(jīng)意識到此事不同尋常之處，并把昭王南征與穆王西行一起放在《天問》里，這的確很耐人尋味。
前赴后繼 追問天道
縱觀中華文明史，其實對“天”產(chǎn)生興趣的人絕非屈原一人，在上古時期，人們對“天”的認識與解釋，其實也反映了遠古先民的世界觀。
“天”首先是一種自然性的東西。在屈原之前，已經(jīng)有無數(shù)先人抬頭望天，他們看到的自然景觀，與后世幾乎沒有區(qū)別。畢竟，相比人類文明蹤跡的變化，天地的自然變化極其緩慢，幾千幾萬年的變化幾乎可以忽略不計。從人類內(nèi)心的樸素認知來看，“天”最早也是一個純粹的自然事物，不論是日月星辰還是風雨雷電，都是完全超脫于人類行為之上的存在。
但是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將自然事物進行倫理化，就成為一個大的趨勢。趙浩博士在《“天”的倫理氣質精神》中，將這個過程視為一種“倫理氣質”，認為“‘天’的氣質作為‘天’義的精神現(xiàn)象，它是‘天’的形象與本質的合一……‘天’在邏輯與歷史的過程中最終走向倫理精神”。這是一個思維方式轉變的過程。
屈原在《天問》中將“天”視為各種玄奧問題的載體，通過“問天”來探索自然與歷史中的諸多謎團。這就是一個自然事物倫理化的過程，每個“問天”者也在其中展現(xiàn)出獨特的文化氣質。屈原的氣質是玄思式的，是孤獨而深邃的，而有些“問天”者的氣質則是叛逆的。
比如商朝后期的武乙，《史記·殷本紀》有記載這位商王“射天”的掌故：“帝武乙無道，為偶人，謂之天神。與之博，令人為行。天神不勝，乃僇辱之。為革囊，盛血，卬而射之，命曰射天。武乙獵於河渭之間，暴雷，武乙震死�！绷硗猓慰低跻灿小吧涮臁钡墓适拢骸笆⒀皂f囊，縣而射之，命曰射天�！辈贿^，后世多認為“射天”是一種修辭式的表達，因為“射天”者遭到了天譴與不測，尤其在“天人感應”觀念成為主流后，“射天”者的不敬姿態(tài)更被強調(diào)。實際上，這也反映出古人對“天”的態(tài)度：如果不敬畏“天”，也會被“天”責罰，甚至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，即便是帝王也不能例外。
由此，我們可以看到，“天”在古人眼中，并非只是自然事物，更是一種被倫理化和精神氣質化的存在。屈原的“問天”姿態(tài)，雖然有質疑的一面，卻更像是通過“問天”來獲得某些問題的答案，將一切問題歸于“天”上面鋪開的知識框架，其實也是對“天”存在敬畏感的表現(xiàn)。探索宇宙萬物與人倫歷史奧妙的同時，不破壞人與“天”的同構關系，這種觀念其實一直存在——不僅體現(xiàn)在屈原“問天”上，也體現(xiàn)在后世科學探索對自然萬物的尊重上。
作者：黃西蒙
